2009年8月1日星期六

从义理分析到文明治疗

从义理分析到文明治疗
――《论语》研究的方法简论

谢川成
学、政治、社会、伦理、教育等方面的思想主张,乃研究孔子思想最权威最可靠的经典。《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与章之间亦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有些章节在不同的篇章中重复出现。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了。这些年来,研究、注疏、解释、评论《论语》的人不计其数,有关的专书可谓汗流充栋。日本学者林泰辅博士的《论语年谱》列录了三千多种各类研究著述。如果加上散见于别的书籍、学报、期刊的大量资料,总数必定超过三千。钱穆统计:“关于研究《论语》的书籍,殆不下五六百种。”[1]程树达《论语集释》中征引的著作就超过六百种。研究者学派颇多,视角不一,立场各异,陈哲夫说得好:“作注的人,思想水平不同,思想主张不同,他们对《论语》中的文字的理解也有不同。例如朱熹是儒家道徒,他的《论语集注》中的孔子是地地道道的儒家祖师爷。而魏之何晏崇尚道家,他注释《论语》是用道家的观点看待书中的言论,他的《论语集解》中的孔子,俨然一位道家。”[2]无论如何,这些研究各俱千秋,要详尽梳理,真是难乎其难。论者于本文将尽量将各种论著稍加分类,并简述各种类重要著作之要点,希望能够概括研究《论语》的发展脉络与方法,后面部分则建议在新世纪研究《论语》应有的方向。

二、注疏译释型研究

“注”,灌注也,取义于水。经典意义深远,没有注释,读者难以明白。段玉裁说:“注之云者,引之有所适也,故释经以明其义曰注。”[3]简言之,“注”就是专门解释经文字句的注释。打个比方,水道阻塞,必须灌注而后才能通畅一样。
“疏”即疏通,乃在“注”的基础上再加以疏通,后代学者为了帮助人们读懂汉朝学者的“注”而作的解释。“注”只是注释经文,“疏“则是既解释经文又兼解释注文的一种注释。“疏”的特点是旁征博引,文字流于繁琐冗杂。与“疏”相近的是“正义”,纠正前人解释的意思,亦即在各家注释的基础上有所裁正。“疏”和“正义”实质上一致,不同的是,“正义”是奉昭更裁,属于官修,而“疏”则是私人所写的注疏。例如,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尚书正义》等。
“正义”也称为“义疏”。“注”、“疏”和“正义”是古书注解的重要体例。
研究《论语》的方式多种多样,不胜枚举。论者发现注疏译释型的研究最丰富。李泽厚曾谓《论语》注家“据说有二千多。”[4]这种方式一般“按照《论语》的篇章结构,对《论语》按顺序作出注释,译文。通常版本完善,注释详尽,译文通俗。”[5]从汉代至今,注疏《论语》的人很多。可惜的是,汉代学者注疏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注为较多。”[6]这类研究中,比较早期而又可靠的是东汉时期郑玄的《注〈论语〉》。
郑玄的《论语注》,根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共有10卷,到了北宋已经亡佚。今天还可以看到的,只有残存的唐卷子本和辑佚本。所谓唐卷子本,指的是唐代官府收藏的版本,早已亡佚。敦煌石窟所藏的二万五千多卷帛书中,大部分是唐卷子本。遗憾的是,这些资料大多已被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西和偷走了,剩下的也无法寻找。目前残存的,根据谭承耕的记载,也只有1967年、1969年在吐鲁番古墓中出土的《论语郑玄注》残卷、日本人赠给罗振玉的《论语子路篇》残卷、法国人伯西和送给罗振玉的《论语郑注述而至乡党》的残卷。至于辑佚本,其实是《论语郑玄注》的辑佚工作。从宋代到清代,比较重要的辑佚著作包括:宋王应麟辑《古文论语》十卷;清袁钓辑《论语注》十卷;清孔广林辑《论语注》十卷;清宋凤翔辑《论语郑氏注》十卷以及清马国翰《论语郑氏注》十卷。
自汉朝至近代,为《论语》注释的人颇多,请看下表概览其貌:

序号
朝代
注释者
1
汉朝至南北朝
共有60多家,比较著名的是:
汉代:孔安国、马融、郑玄、何休等;
魏朝:王肃、王朗等;
蜀:谯周;
晋:卫瓘、谢道韫;
南北朝:颜延之、皇侃。
2
隋唐
陆德明、韩愈、张籍、李翱等
3
宋朝
程颢、程颐、张栻、吕希哲、、苏轼、苏彻、王安石、刘敞、陈祥道等。
4
元朝
齐履谦等约二十家。
5
明朝
胡广、陈士元、周宗建等十余家。
6
清朝
研究者很多,接近80家,如:崔述等。
7
近代、现代
康有为、廖平、叶德辉、罗振玉、章炳麟、杨伯俊、许志刚、唐满先、刘浩、傅佩荣等

注疏译释型的研究到了现代还有人进行,其中佼佼者是杨伯俊。他所撰写的《论语译注》比较通俗易懂,适合初学者使用,也为研究者提供较好的参考资料。论者手头上的是1958年由中国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版本。杨伯俊乃当代汉语语言学家和文献学家,对古代汉语、语言学和文献学的研究贡献良多,也从事古书训诂的工作。他这本《论语译注》用现代汉语对《论语》原文进行翻译,也对其中某些关键词语进行注释、考证,最后还添加 “余论”。简言之,他译注《论语》的三步曲是:译文、注释、余论。译文部分用纯正的白话文,都能把原文翻译得很清楚。然而,作者坦言“古人言辞简略,有时不得不加些词句。”在书中,这些词句用方括号标出。例如,《为政2.4》的翻译是:“孔子说:‘我十五岁,有志于学问;三十岁,【懂得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了;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了;五十岁,懂得天命;六十岁,一听别人的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到了七十岁,便随心所欲,任何念头【都自然地】不跃出规矩。’” [7] 译文中有三个地方是加了一些词语,以让译文流畅。论者觉得这些词句是需要的,毕竟白话文与文言文不同,不加上这样的词句,原文的意思就比较难以理解,也容易被误解。
注释部分除了自己下注以外,杨氏也喜欢引用古代学者的注释,偶尔还作比较,最后自己作一番结论,断其优劣。例如,在注释学而篇第六章的“谨”字,杨氏这样注释:“谨――寡言叫做谨。这一意义的确定,崔述的《论语余说》已发其端。杨遇夫先生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卷一和《论语疏证》卷一都曾详论之。朱熹谓‘谨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实也’,谨属于行,信属于言,未必可信。”[8]在这里,杨氏引了朱熹的说法,并指出其说法未必可信。杨氏认为朱熹是个唯心论者,在集注中刻意利用注解来阐述他自己个人的哲学思想,因此出现不少主观片面的说法。例如,朱熹喜用“理”、“天理”等字词,杨氏评曰:“《论语》没有一个‘理’字,而朱熹在《集注》处处都是 ‘天理’、‘理’诸字。”[9]简言之,杨氏在注释中,“注意的是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方式、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的考据等等,依出现先后以阿拉伯数字为标志。”[10]
本书译注的第三个部分是“余论”。据杨氏所言,“余论”有时整体概括章节的意义或某些重点,如:学而篇第一章,杨伯俊写的余论是:“这一章是孔子叙述求学的方法和态度。’时习’是方法,’有朋自远方来’是乐趣”,’人不知而不愠’是态度。”[11]有时对某些方面加上不便放在注释中的必要解释,如注释《学而•十一》之后,杨氏在“余论”中这样补充:“孔子这一段话与其说是对一般人说的,不如说是对当时的诸侯和卿大夫说的。孔子认为,当时的诸侯卿大夫常常轻易地变更旧日的制度,而这种变更的结果,坏处多,好处少,因此说了这番话。就这一句话,在后代曾被不少政治家利用过。”[12] 类似的解释当然不能放在注释中,唯有通过余论才能够作合理的补充。

本书前有一篇导言,分四个重点论述:一、《论语》命名的意义和由来;二、《论语》的作者和编著年代;三、《论语》的版本和真伪;四、我们应该如何来读《论语》。这四点都是有关《论语》的基本知识,对初学者很有帮助,对研究者也有一定的启发。不过,第四部分力批陆九渊和朱熹的观点则失之于武断。如果说陆、杨二人从唯心的角度注释《论语》是不对的,那么杨氏自己“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去分析它”的说法也有流于表面之嫌。
本书的特点是书后的《论语词典》,共104页,对《论语》中出现的词语分立义项,说明含义,而且还举例为证,并标注每词每义的出现次数,对语言研究者很有帮助。例如,“其”字,在《论语》中出现过254次,共有八个义项,但频率并不平均,详情如下表:
序号
义项
频率
例子
1
代词,他,他的,它,它的
181
其为人也孝悌(1.2);
事父母能揭其力(1.7)
2
指示代词,远指,那,那个
17
其斯之谓与(1.15)
3
指示形容词,那
15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3.17)
4
副词,表不肯定的推测和拟议,殆,怕莫,句尾一般有疑问语气词“乎”或“与”
16
从我者其由与;(5.7)
尧舜其犹病诸;(6.30)
回也其庶乎。(11.19)
5
副词,表示将来,将
6
桓晖其如予何(7.23)
6
副词,表反问,岂,难道
3
山川其舍诸(6.6)
7
同“之”
2
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13.15)
8
问句中的语气副词
14
奚其为为政(2.21);如之何其废之(18.7)

作者这样将词语的义项分别解释,为读者提供了参考的便利。古文有许多重复的字,必须从词本身的意义、用法上加以分类。
《论语词典》与《译注》相辅相成,杨氏的做法是在注释中详细说明的,在词典中就简略说明;反过来,在《译注》中不完整的,在《词典》里头便详细补充。
本书博采古今学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加上己见。他在注释时尽量对原文中的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历史知识、古代民俗等解释、考证和交待清楚。他的语言学背景使他在译注时特别注意字音词义、语法修辞规律的说明。凡有疑问者,他必定论证清楚。《论语译注》能够成为许多大学的参考书乃因作者“突破前修,独树一职。”[13]
三、集解集注集释型研究

“集解”是汇集众说而加以解释的意思。与“集解”相近有“集释”、“集传”和“集注”,意思接近,都是古书注解的另一种体例。注解《论语》的人不只一家,所以,后来的学者把早期各家对《论语》的注释按照一定程序汇聚在一起,还加上汇集或汇释者的注释,就变成所谓的集解、集注或集释。
《论语》的集解或集注,比较著名的是三国魏朝何晏的《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的《论语集解义梳》、宋朝邢邴的《论语注疏经解》、宋朝朱熹的《论语集注》、清朝刘宝楠《论语正义》等。钱穆认为,何晏、朱熹、刘宝楠三人注释《论语》的著作可代表各个阶段的《论语》研究。蔡尚思同意钱穆的看法,并补充地说“何著带些玄学派,朱熹代表力学派,刘著代表汉学派(古文经)。”[14]这类研究的优点是将各家的注解汇集在一起,便于集思广益,读者也能够了解众家之说,择善而从。
在魏晋南北朝,注梳译释《论语》的人大概有六十多家。何晏、王朗、王肃、谢道韫等是魏晋时期的学者,而颜延之、皇侃等则是南北朝较著名的论语研究者。其中最有名的是何晏的《论语集解》以及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梳》。
《论语集解》共有十卷,包括序文和正文兩大部分。序文简单介紹了《论语》流传的情況,还说明了為《论语》作注的几个人,最后夫子自道作《论语集解》的目的在于“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正文部分依《论语》的篇章,加以注解。何晏集西汉以來多家论语校本以及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等名家的训解,考其得失,博采众长,并附以新义。对于前人的注解,何晏在引文前注明“包曰”、“马曰”、“陈曰”等字样。对于其中比较好的说法,作者为之下注,对于欠佳的言论,他提出自己的看法,并用一个“曰”字,以示区别。所以,《论语集解》乃何晏集汉魏名家论语古注编撰而成。令人惋惜的是,這些古代注本皆已亡佚。因此《论语集解》已成为今天所存之论语最古注本。本书的价值之一是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大概了解汉魏时人注释《论语》的状况。另外,本书“虽然加进了玄学思想,但这种情况为数不多,所以《论语集解》德科学价值颇高,后人多在此基础上作疏。”[15]当代学者汤化这样评论:“这本集子,不拘家法,兼采众家之说,去东汉经学家琐碎寡要之短,取其训诂章句之精,又申之以自己的学说见解,颇能代表魏晋经学的风气。再加上何晏等人的政治、学术地位,因此在当时乃至东晋、南朝的南方地区都有广泛的影响。”[16]何晏这本书最早收录于《十三经注疏》,但是其单行本,宋朝以后就已经亡佚了。因此,在清朝乾隆时,当代学者修订《四库全书》的时候并没有把何晏的书收录。一直到了清末民初,长沙人叶德辉才从日本买到《论语集解》的正本。
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全称为《论语集解义疏》,共有十卷,是为何晏《论语集解》所写的疏。“疏”指的是对“注”的进一步注解。既然是为何晏《集解》写疏,本书作者以何晏《集解》为主,兼引各家学说。除此之外,由于受到佛学理论的影响,作者写作时采用玄言佛理,从字、句、章三方面详细阐发《论语》的意义。本书在南宋时已经亡佚。到了清乾隆中期,鲍廷博从日本书贩买到,《论语义疏》才能回归中国。汤化研究的结果是,“在唐时,有抄本流入日本。清乾隆中,汪鹏至日本,从书贩中购得此书而归。”[17]两种说法到底何者正确则尚待研究。
在唐朝,《论语》研究趋于平淡,注疏《论语》的人寥若晨星。这可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学术风气有关系。当时,《论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孔颖达等人写的《五经正义》获得官方颁行天下,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参考书。书中所谓的五经依序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和《左传》。《论语》被排除在五经门外。既然《论语》未予于官方的地位,又不是科举明经,因此所得到的关注相应减少。根据考查,初唐陆德明写的《经典释文》可能是唯一研究《论语》的书。
时代更替,政权转移,到了宋代,宰相赵普十分看重《论语》,并提出了一句至今尚为千古美谈的“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出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领导人,影响力可以想象。由于获得官方重视,《论语》的地位提升,注疏《论语》的人也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邢昺的《论语正义》和朱熹的《四书集注》。
邢昺的《论语正义》,与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一样,也是对何晏《论语集解》的疏理说明,全书共有二十卷,题为“魏何晏注、唐陆德明音义[18],宋邢昺疏。”本书又名《论语注疏经解》二十卷,收于《十三经注疏》中。在宋代学者看来,皇侃《义疏》的缺点在于空言名理泛滥,而且名物典制的注说则失之于简略。邢昺的作法是去除《论语义疏》中的空言和芜杂部分,详细说明章句训诂名器事物及其中义理,增加了儒家学者的言论。换言之,本书纠正了前书的弱点,因而比较得到重视。
朱熹是宋代大学者。他继承和发扬了程颢,程颐的理学,乃南宋理学之集大成者。他的主要著作是《论语集注》、《论语精义》(后改名为《论语要义》)、《论语或问》、《朱子语类》等。
朱熹的《论语集注》完成于宋淳熙四年,即公元一一七七年。其书之所以称为集注乃因为他在书中集录了程颢、程禺、张载、范祖禹、吕大临、谢良佐、杨时、洪兴祖等诸家的说法。朱熹是理学家,为《论语》注疏,虽然其中引录多家说法,主旨无非借注疏阐明其理学思想,特别注重义理的解释,硬把理学色彩加诸孔子的思想,违背《论语》本意之处所在多有。由于太强调义理阐述,朱熹在注疏时对《论语》里面的名物训诂就显得过于精简。[19]本书的优点是训诂准确,参考价值高。此书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主要的原因是明清科举考试题目来自四书,考生的答案不能违背朱熹的观点和见解。
其他集注还有郑汝谐的《论语意原》、真德秀的《四书集编》、蔡节的《论语集说》、赵顺孙的《四书纂疏》、金履祥的《论语集注考证》等[20]
总的来说,宋代的《论语》研究可以用汤化的话作为概括:“宋代《论语》注家,朱熹之前,以邢昺《论语正义》为主;此后则以朱熹《论语集注》为宗。其余各家基本上都是朱注的补充疏解、演绎发挥,大体不出朱注的窠臼。”[21]
清代研究、注疏《论语》的学者不少,著作亦多,比较著名的是刘宝栏、刘恭冕所合作的《论语正义》。书名与邢昺的《论语正义》一样,所以为了避免混淆,有时称为《刘氏论语正义》。本书共有二十四卷。本来《论语》只有二十篇,注本二十卷就已经足够。但是,刘宝楠认为《论语•八佾》和《论语•乡党》这两篇论及礼乐制度较多,所以应当详细注疏。他将前者分为两卷,后者分为三卷,并在正文之后加一卷:注疏何晏《论语序》。如此多加了四卷,全书就有二十四卷。本书的体例是:经文、注文。经文者,《论语》原文也,注文则是何晏的《集解》,依据邢昺的《论语正义》,其做法是,先以大字列出原文,在每句下面用小子列出何晏集解的原文。《集解》中有遗漏的部分就根据各家列于疏文中。他在疏文不依惯例而破注,乃从窠臼中脱钩,为自己开拓创新的空间。除此之外,本书前有《凡例》,书末有《叙后》,还附录了《郑玄论语序逸文》正文并疏。刘氏父子的付出得到学术界的赞赏。当代学者汤化如此评论这本书。他说:“本书不但内容详备精当,集历代之大成;而且在体制上也是最为完备的,不失为历代所有注本中之最佳者。”诚哉汤氏所言。谭承耕也高价评论此书,他说:“此书是清代《论语》注本中最好的一种,它以何晏《集解》为主,博采历代诸家之长,同时汇编清代学者对《论语》的考释,其义理解释较能符合《论语》原旨。”[22]
近代研究《论语》的书籍也不少,属于集注型的就有杨树达的《论语疏证》、程树德的《论语集释》、钱地的《论语汉宋集解》、李学勤主编的《论语注疏》等。本文要介绍的是前面三本书。
如果说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乃清代重要的《论语》研究著作,那么,近代一部集大成的《论语》整理成果非程树德的《论语集释》莫属。本书在1965年由台北译文印书馆出版。集释内容丰富,分为十项,即考异、音读、集解(包括何晏、邢昺有可以采用的地方)、唐以前的古注、集注(朱熹)、别解、余论、发明及按语。各项内容所指的又是什么呢?简言之,考异的考是考释,异是差别,就是对各种版本的经文的异同进行考释;音读,“音”是字音读法,对一些字进行注音,读乃句读,就是对原文提出正确的断句法;考证,就是对《论语》提到的名物、地名、器物、度数、制度进行考证;集解,指的是对何晏集解的某些部分作进一步的解释,这个部分也同时收集了邢昺疏中的合理部分;唐以前古注则包含从汉朝末年到唐中间南北朝的各家论述,共38家[23],其中又以皇侃义疏为主;集注就是收集宋朝以来的各家注解,其中又以朱熹的《论语集注》为主;别解,收集的是集注以外的其他说法,不分宗派,凡有心得的都采录;余论,收录了一些宋代儒家学者的说法,以及清代研究者所提出的义理学说;发明,采录了陆、王心学义理;最后是按语,这是作者自己提出的见解或看法。这十项内容可谓丰富,集中了大量的考证材料,校释文本,同时还征引书籍六百八十多种。作者引证采录时做到取舍严谨,予人的感觉是疏解鲜明,博而不滥。不过,并不是《论语》的每个章节,作者都进行如此周详的考证,有些章节的考证只有几项而已,例如,《论语•学而》中的“君子务本”一节,作者的集释只有考异、考证、集解、集注、余论、发明六项;同一篇的“弟子入则孝”节,只有考异、音读、考证、集解、唐以前古注、集注、余论、发明八项。
杨树达的《论语疏证》是作者旧作《论语古义》的增益补充。全书收集了前人研究的许多资料,对《论语》原文进行疏证,目的乃疏通孔子的学说。本书的体例是:原文(每句),训解字义以说明文句资料,互证,即引《论语》中相关文句进行互证,之后再引用各类经典、诸子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相关论说及事例作为例证,最后才加入他本身的按语,判断是非,解释存疑的地方。陈寅恪在本书的序文中称赞杨树达的治经方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24]

钱地写《论语汉宋集解》旨在“欲会通汉、宋儒诸家注疏而解经。”[25]他认为《论语》二十篇的内容包括了六经要旨,不是任何一家注疏能够道尽经义。他感叹圣道博大精深而难明,个人才识浅薄难以尽窥大圣之道。补救的方法是多读诸家注疏,以收遍览之效,至少借先儒之言而 “得未见之三隅”。[26]作者还说明了他中年以后读《论语》的顺序:先读汉代诸家注,接下来读邢昺疏,皇侃疏,朱子集注,刘宝楠论语正义,其他论语百家研究。本书的集解主要有五个部分,首先是原文,接下来是引录邢疏,皇疏,朱注,刘氏诸家之注,最后是地案。“地案”是作者自己的意见。本书虽为近人所作,其书写语言则为文言,欲尽解其义恐怕不易。
集注集释型研究对后来研究《论语》的人提供了极大方便。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历代学者对《论语》的看法,也大概清楚各家论说的根据及缺陷。更重要的是,这类研究概览历代的研究状况,让新进从容切入,开拓新的研究议题。
四、直解说解类

这类研究着重在解释《论语》章句意义。有些作者在原文处直接注解和说明章句意义,有些加入译解和注释。这类著作包括杨润根《发现论语》、张卫中的《论语直解》、陈睿的《论语话解》、幺峻洲的《论语说解》、钱穆的《论语新解》等。
杨润根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觉得《论语》其实包括了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主要内容。他对研究典籍有独特看法。他“要彻底摒弃自汉代以来的全部解释理论、方法和结果,而只以自己最纯朴的心灵直接省察先秦典籍本身,并在充分尊重先秦典籍中的每一个文字和语句的基础上着手探讨它们的语法逻辑关系和表情达意规律。”[27]王蒙在序文中则认为作者“在重视和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尽量运用现代世界与中国哲学研究的成果,以现代意识来对《老子》、《论语》二书作出新的发挥和论述,给人以别开生面和焕然一新之意。”[28]
路野和王蒙诚然看出了《发现论语》的优点,他们对作者的评论是中肯的。杨氏的研究独树一帜,创见鲜与人同。他不依照传统的注解格式,而使用自己的方法来解释《论语》。他的格式很简单,对每一章的分析只有两个部分:译解和注释。除此之外,他也重视注解,单字和短语皆能兼顾。有些注释篇幅颇大,交待了许多经验与建议。
书中的“译解”有时是白话译文,有时是作者对章节重点所作的说明。例如开宗明义篇的第一个章节,作者的译解就比较详细。[29] 注释就是对章节中关键性词语的注解,与一般的译注版本做法相同。
张卫中的《论语直解》主要是对《论语》中每一章关键性词语的解释。他不考查,不翻译,也不评述。书的格式是:原文,并在原文的关键性词语后面用特小的字体来辨识。
钱穆的《论语新解》旨在从个人独特的视角为《论语》下注,以便成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当然,他也了解到,研究《论语》而想完全自创新义,掩盖前代学者,难度极高。写作时,他不得不“备采众说,折中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30]他著书目的“旨取通俗,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体求简要,辞取明净,乃不得不摆脱旧注格套,务以直明论语本义为主。”[31]他感叹《论语》虽然是一部重要的经典,注释的人也不少,可惜都有缺点,所以到了今天,尚未出现一部钱穆认为人人可以阅读的注释。他就是想填补这个空缺。
严格来说,《论语新解》也是译本注释式的研究,主要是针对词和短语的注释,最后加以译为白话而已。如很多研究书籍一样,本书共20篇,前10篇为上篇,后10篇为下篇。其内容除了注释以外,还在其中加入了解析串讲和白话译文。钱穆所用的语言并不是纯净的白话文,文言文的色彩浓厚,不容易理解。因此,以这样的语言来注释《论语》而想成为通俗而有人人可读的注本,钱穆的理想大概胎死腹中,难以如愿以偿。
幺峻洲认为现代人学习《论语》才有安身立命的终极之地与为人处世的价值依据。他写《论语说解》,是要说解《论语》。所谓“说解”,就是对原著的诠释。在诠释时,作者除了尽量掌握原意之外,对新的潮流带来的“意义的创生”也不放过。书的体例是:篇前概述,原文,注释,译文及说解。篇前概述说明本篇章节的数目及重点,说解则对章节中的重要观念或词句进行详细的论述。


五、评述式研究

注疏式研究的三大内容是:原文、注释、译文。评述式研究则在注疏式研究的基础上加上评述。进行这类研究的以近代学者为多。他们的目的是希望突破以往注疏式研究的局限,为《论语》研究带来新气象。
有关的著作包括童升编译的《胜算知天命<论语>新解》,古棣、戚文、周英合著《孔子批判<论语>译说》,刘琦译评的《论语》,李泽厚的《论语今读》、王滋源的《论语新译评述》、徐志祥编著的《论语名句赏析》和来可泓的《论语直译》等书。本文要评介的是李泽厚和王滋源的著作。
李泽厚乃当代哲学教授和美学家。他之所以会研究《论语》,原因在于《论语》不仅是“精英文化”、“大传统”,同时也与“民俗文化”、“小传统”紧密相联,并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特点: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通过儒学教义,经常相互渗透、联系。
《论语今读》的体例是原文、译文、注和记。作者在前言中对译、注和记作了详细的说明。这些说明具有导读作用,让读者清楚明了作者撰书时的构思。
《论语》的现代译本不胜枚举,作者再译也只不过增添一本书而已。作者之所以重译,“是因为不同译者对文本以及全书各有不同的理解,从而翻译也就不大一样。”此乃其一。更重要的是,作者坦言:“我细读了我所知道的最晚出的两本译本:杨伯俊的《论语译注》和钱穆的《论语新解》都不满意。所以我才作这个新译,并加上自己的评论。”[32]杨伯俊是当代语言学家,译注《论语》时常从语言的角度来考量,译文就显得通畅且照顾到文句语法之规则。他的译本对初学者颇具益处。钱穆则为近代儒学大师,译注《论语》有其独特的角度与看法。李泽厚却认为这两位学者的译本尚有缺点,所以才决定重译《论语》。
翻译古文不是易事,何况是译注具有经典地位的《论语》。李氏在翻译时也遇到许多问题,他把这些问题都详记在该书的前言里面。
王滋源的《论语新译评述》内容共有四个部分,即原文、注释、译文和评述,其中又以译文和评述为主。作者在翻译时侧重意译,希望保持孔子的原意和做到通俗易懂。其注释比较简单扼要,最后是评述,最终的目的是让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读者能够理解。评述是本书的重点。作者的“评”偏于分析评论,“述”则着重背景或历史知识介绍,篇幅长短不一,详略各异。
评述型研究让读者看到当代学者的观点,可以从中思考《论语》义理的当代诠释,进而肯定这部儒学正典的现代意义。
修改于17/10/2005

六、专题式的研究

近代《论语》研究比较特别的方向就是专题式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依照传统的做法,根据《论语》的章节而逐一翻译或注解。专题式研究的作者通常改变《论语》的篇章结构,以一个主题贯串全书,作出合理的编排,并加以评述。有些作者还从《论语》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作出深入的论述。这些著作包括:南怀瑾的《论语别裁》、王兴康的《论语-仁者的教诲》、谭承耕的《<论语><孟子>研究》、《论语趣谈》、《我与<论语>――桃花源游记》、《论语之谜》[33]。以下简介其中四本。
《论语别裁》是台湾学者南怀瑾讲解《论语》的演讲录。作者对《论语》二十篇的每一段原文都作了详细而且生动的说明。令人惊喜的是,作者在串讲原文时习惯把它串为历史故事,使到其讲解蕴意深邃而且妙趣横生。本书 “摆脱了两千余年来章句训诂的范围,以个人亲身的经历和独到的见解,配合历史经验的事实,点化出论语本身活活泼泼的生命。使得现代的中国人,能以现代生活的方式来了解《论语》真正内在的思想。”[34]本书有别于其他研究著作,它让读者在阅读时觉得轻松自在,而《论语》中的道理也就在作者新颖生动的故事中阐发清楚,读者对孔子思想的掌握也就顺利许多。
王兴康的《论语-仁者的教诲》由七个专题组成,并选录《论语》中有代表性的原文归入相关的专题之下。这七个专题以及所引相关原文章节数目是:
序号
专题
原文数目
1
论仁德
19则
2
论道
10则
3
论修养
16则
4
论处世
29则
5
论孝悌
9则
6
论为政
12则
7
论教育
30则

本书的体例是:每一则原文之后都有“今译”,亦即白话译文,接下来就是作者对原文义理的评述。作者用白话文来评述,无论是解说,求证都是用白话,而且有时还与现代生活挂钩,因此读起来比较容易明白。所列的几个专题都是《论语》的重要内容,而且还有现代价值。例如,孔子的教育理念,教学法或教学原则虽然在两千多年前使用过,今天看来,还是有意义的。
另一本类似《论语-仁者的教诲》的是曾昭旭的《论语的人格世界》。作者以现代的观念和语言来诠释《论语》,乃今人研究《论语》的共同目的。书分三编:序编,正编和补编。序编有三篇文章,重点介绍《论语》的读法以及孔子的地位与精神;正编列出孔子义理中的四个主题,然后抽选《论语》中相关的章节予以有机的排列,引出其中的义理与精神。所列的主题是:君子小人、知命、安命与改过之道、气质之困限与成全及师友之道。每一个主题之下又分几个小题来论述,并有前言与结语,内容安排异于《论语-仁者的教诲》。四个专题论述围绕圆满人格来构思,而要成就圆满人格可以先了解君子的理想,再面对自己的气质去作修养的工夫。作者尝试把《论语》中的高尚人格解说成现代人可以达成的目标,可谓用心良苦。最后部分“补编”里的十三篇文章各自独立,所以每篇各拟一个题目,之后依《论语》原书章节的先后次序排列,予人整齐的感觉。
陆皙白、赵钦明、胡淅平和朱连城合著的《论语菁华》也是专题型研究。书的编排与曾昭旭的《论语的人格世界》接近,乃按内容或专题辑录有关章节,以便读者能够集中理解《论语》各方面的义理。内容只有三个部分:政治主张、道的观念及教育思想。每个部分又分为若干小题来论述,引导读者从多方面去体会或理解各部分的议题。例如,第二部分的道德观念就从志道、据德、依仁、孝悌、诚信、修身及处世这七个部分来阐释。每个部分之前有个简短的前言,概括介绍内容重点,而每个小题之后列录数则原文章节,每个章节又有注释和作者的简略说明,每个小题完成还有针对该小题的总结性简说。书的格式可谓眉目清楚,虽无长篇论述,也有助于读者大概了解论语义理的精神面貌。
谭承耕的《<论语><孟子>研究》共有两大部分,其一为《论语》研究,其二为《孟子》研究。前者的内容有九章,后者则有六章。九章的《论语》研究中,第一和第二章乃绪论,前者叙述《论语》的命名、版本、作者、历代注疏,后者则简介《论语》成书的时代背景及孔子的生平。另外七章论述《论语》中的七个价值:仁与礼、哲学思想、政治构想、道德伦理体系、教育思想、美学思想及文学价值。每个价值又分不同的小题来论述。
谭著虽列小专题论述,但整体来看,说它是对《论语》的综合研究也不为过。作者不仅研究思想内容,而且探讨了经典产生的时代背景、成书过程、版本流传及其走向。更为论者所欣赏的是作者还析论了《论语》的文学价值和语言艺术,这是一般专著所忽略的。在思想论述方面,明显的,作者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并提出己见。在一些较具争议的课题上,他不但详列各家重要的看法,之后进行深层次的论证,最后才提出结论。


七、表解型的研究

如前所述,研究和注疏《论语》的人和鸿文巨著非常多,无法尽收。不过,通过制表的方法来把《论语》各相关的内容汇集起来的著作就很少,目前所看到的只有刘义生的《论语表解》。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只想把这本书中零碎散乱的微言奥义,分别汇集起来,作一个有系统有条理的整理,使读者一目了然,对我国古代的主要学术思想之研究,多多少少有一点帮助。”[35]
论者认为这本表解对《论语》内容的掌握非常好。作者对《论语》主要学说了解透彻,又能够分门别类有系统地将重点纳进表中,实属难能可贵。例如,《论语》中,“道”字多次出现,那么,“道”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历年来,针对《论语》中“道”意思的系统整理者严重欠缺。论者看到的只有杨伯俊《论语译注》后边附录的《论语词典》中将“道”的意义稍微归类,但是还不够系统化,而且也略嫌简单。另一份资料是王世明在《孔子伦理思想发微———现代生活语境中的<论语>解读》中的第九章论述了《论语》中“道”的意义。他把道的意义分为七项,即人间道路之“道”、正确手段之“道”、天地之理之“道”、人间正义之“道”、人生修养之“道”、治国安邦之“道”和对人引导之“道”。[36]王氏的论述可谓详尽,缺点是不能予人“道”的整体观。《论语表解》的作者把道的意义分为:道的重要、道的寻求、道的发扬、道的不同和道的一贯五种,并且在每一项意义底下又有更细小的分类。论者觉得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让读者概览《论语》中道的意义。
本书里面所列的表计有学术系统表五个,附表四十八个,孔子生平表一个,共表五十四个。各表独立存在,读者可以个别阅读,也可以合起来阅读。作者还说各表“可作研究论语的方法看,也可作研究论语的类书看,可作研究中国文化的基本书看,也可作研究中国文化的参考书看。”[37]由此观之,本书虽然运用表来疏理《论语》要义,却能引导读者掌握《论语》思想内容的大意。例如在<论语诗礼乐表解>中,作者就把这部分的内容分为四项,而每一项下面又分几个小主题排列,予人具体的印象。四个主要的项目是:总论、诗、礼和乐。在总论中,作者分五个部分列出大意,之后还简略说明各个大意或列出达成的方法。以下是总论的表解:











总论


成 礼 礼 礼 诗
德 乐 乐 乐 礼
的 的 的 的 的
基 本 应 爱 学
础 原 用 好 习

兴立成 仁 应 乐 伯子子
于于于 从 节 鱼夏贡
诗礼乐 人 先 礼 的的的
而 进 乐 诗论论
不 益 礼诗学
仁 矣 趋知知
, 庭礼诗





上表清楚标出诗礼乐的相互关系,符合总论的要求。总论之后就是诗、礼和乐的表解,都能让读者概括了解个别大意。
《论语》是语录体经典,内容繁富多样,可是欠缺完整的系统。无论是研究《论语》中的什么重点,论者都必须从整部《论语》寻找相关的章节来支持论述获作为论述的基础。零散的微言大义通过表解就能予人统一的观念,有助于义理的掌握。这是表解型研究的最大贡献。



八、全面导读型研究

这类研究报告全方位介绍《论语》,旨在让读者对《论语》的点点滴滴有个概括性的了解。各作者切入点不同,有些从孔子的生平开始,介绍《论语》版本,继之再叙述历代《论语》的注疏等;有些则从历代研究者的矛盾或问题作为著书的重点,内容范围也颇广泛,从《论语》的命名到《论语》的影响与价值,无所不谈。前者的代表著作是汤化的《论语漫谈》,后者则以蔡尚思的《论语导读》为代表。
汤化写《论语漫谈》“意在试图对《论语》及其有关问题作一番较为全面而简要的介绍,使读者对这部儒家经典有基本的了解。”本书共分三个部分十章三十五节。第一部分只有一章,即第一章分八节叙述孔子的生平;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四章,介绍了《论语》的作者与成书年代,《论语》的版本与篇章,以及历代对《论语》的注释研究;第三部分亦即第五章到第十章,归纳分析了《论语》全书的内容,以探讨孔子的思想。总的说来,本书文字流畅易懂,对初学者有极大的帮助,而且作者所参考以及引用的资料也相当广泛,对研究者亦有裨益。
蔡尚思的《论语导读》与吴瑞式的《论语类编简释》合为一书,解决了二千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蔡氏认为本书是阅读《论语》最方便的一本书。作者把《论语》归纳为十五个问题[38],除了列录各家说法,也以《论语》证明《论语》,提供可靠又直接的证据。《论语》的问题乃至于《论语》研究的问题错综杂乱,不易掌握。作者选择面对问题来解决问题,方法或者策略是正确的。这可引导读者明了《论语》本身各方面的问题症结,也让读者大概了解以往研究者的盲点。
论者认为本书第十五章与本文较有关系,可以论述一番。这一章的题目是<关于孔学的演变历史与研究的科学方法问题>。作者认为:“过去研究孔子者,多难免不科学;今后学者应当吸取教训,至少不要有如下几个弱点或缺点……”[39]这是作者对过去的孔学研究所作的总结性判断,指出其中的主要缺点。论者觉得蔡氏提出的孔学或论语研究应该避免的几个弱点值得现代学者深思。他的意见共有九点:一、孔子距今已经二千数百年,和今后的一切决不会多相同,必须有批判有继承,或者批判多余继承,应当批判的部分就不要手软地不敢批评,应当继承的部分就不要害羞地不敢继承。什么 “尊孔派”“反孔派”,任人去说吧;二、


九、生活语境解读型

现代生活充满矛盾。现代世界问题很多,天灾频频发生令人担忧不已,人祸的爆发也使到世界处于动荡之中。在这种生活语境之下,人的压力非常大。由于现代生活由功利来主导,人的道德情操就显得薄弱。现代人似乎在生活中失去了方向。
人类面临众多问题,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人类该如何继续生活下去?针对这个问题,一批诺贝尔得奖者与其他世界顶尖的专家,曾在1988年召开峰会,以探讨人类的前途。会议谈论了许多世界的问题,人类的生存问题也是重要议题之一。经过多天的探讨,他们得到不少结论。其中一个是:“人类若想在二十一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古老的东方寻找孔子的智慧。”这句话把孔子提高到世界的平台,突出了孔子思想对现代生活、现代人生甚至全人类存亡的重要性。孔子的思想大部分见于《论语》,因此,《论语》的研究便转向《论语》与现代生活、现代人生之间的关系。
这种研究尚不多见,论者收集到的只有两本而已,一本来自台湾,一本来自中国大陆。前者是林安培编著的《论语――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学》,后者是王世明的《孔子伦理思想发微――现代生活语境中的<论语>》解读。林氏认为经典是一个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也正是一部经典。他的书只有两个部分,其中各部分有若干小标题。第一部分探讨经典与生活,共有十个小题[40];第二部分是对谈与议辨,分六个小题来论述。本书的方式是对答式。问题由访问者提出,作者则针对问题回答。有些部分则是作者列出一个重点,之后加以说明。其语文比较口语化,颇能把《论语》的精要深入浅出地阐明。
王世明的研究其实也是专题研究,因为他研究的是孔子的伦理思想,只是他的视角与众不同,乃从现代生活语境去解读《论语》。所以,他的研究应该归为生活语境解读型比较恰当。尤其是第一章的导言和第十章的结语,论述都从现代出发。<导言>的题目是《孔子伦理思想的现代阐发》,作者从“孔子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孔子伦理思想研究状况综述”、“ 孔子伦理思想的基本范畴”和“本文对孔子伦理思想的创新之处”这四个角度论述。而结语的题目是<孔子伦理思想的不朽价值>,作者的议论重点是 “孔子伦理思想贯串古今”以及“ 孔子伦理思想广被海外”。
第二章到第九章乃专题研究,针对《论语》的八个主要内容详细论述。这八个内容项目是:仁、孝、学、言、省、和、思及道。
9/11/2005修改

十、语法修辞研究

谭氏主要是从三方面论述《论语》的语言特色。首先,他认为《论语》语言的基本特色是“简洁、精炼、准确、生动,既富于灵活性又富于规范性。”[41]这个特色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从章法角度看,《论语》曲折含蓄,有起伏跌宕;从造句角度看,《论语》具备错综变化之美,有奇句,偶句,并整散结合;从用词角度看,《论语》的语言准确、精简,生动。这三者就是《论语》的语言特色。另外,语言具有哲理性和诗意也是《论语》语言的特点。前者如“欲速则不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小不忍则乱大谋”等都具有超越时空的哲理性。最后,《论语》不乏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其中用得最多的是比喻和对比,其他修辞手法包括对偶、排比、层递和夸张。谭氏在文中都列举例子加以论述。
《论语》有很多疑问句,而表疑问的手段并非一成不变。曹瑞芬的文章分析了《论语》这个句法现象,为汉语史提供了资料。作者归纳后发现,《论语》表疑问的手段共有四种类型,即用疑问代词表疑问、用疑问副词表疑问、用疑问语气词表疑问及用合音词如“盖”和“诸”等表疑问。文章的最后部分则比较《论语》和现代汉语的疑问手段。[42]
<《论语》名词语法研究>是运用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成果,对《论语》中的所有名词进行了定量分析,并按照功能和意义相结合的标准,把其中的名词分为专有名词、个体名词、物质名词、抽象名词、集合名词、无量名词和过程名词七种类型。除此之外,文章还对《论语》中名词活用的现象进行研究,并如此总结:名词可以在特定的语法结构中获得临时意义,但是词性并没有改变。
钟发远的<《论语》动词研究>主要从语法和语义两个方面研究《论语》的动词。作者把《论语》的动词语法归纳为四个部分,即动词语法分类、动词作句子成分情况、几种特殊动词结构和复音动词结构。作者的研究显示动词在《论语》充当多种句子成分,充当补语则未见用例。另外,《论语》里的复音动词都是合成词,没有单纯词。在语义研究方面,作者发现《论语》中单音单义的动词占全部单音动词的七成,并得到的结论是:《论语》动词大多继承前代,保留了古义。作者也提到《论语》有很多动词同义词和反义词。
研究《论语》语法的专书只收集到一本而已,那就是许世瑛的《论语二十篇句法研究》。本书有自序和结论,正文是《论语》逐篇的句法分析。自序简述著书情况以及说明在分析论语各篇句法时所遇到的八种特殊的句法现象。结论则简单地把二十篇句法归纳为八种类型:叙事简句和叙事繁句、致使繁句、意谓简句和意谓繁句、有无简句和有无繁句、表态简句和表态繁句、判断简句和判断繁句、准判断简句与准判断繁句、递系复句。正文部分则逐篇逐章逐句进行句法分析。
作者所用的句法术语与目前大陆的现代汉语的术语不大相同,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深入理解作者的分析。

十一、结语

上溯先秦,下迄明清,以至近代现代,研究《论语》的书籍浩繁,各家切入点不一,研究心得颇多差异。尽管如此,历代以来,较少人针对研究《论语》的方法加以归类,总结过去研究成果,以便今人参考。
论者从有限的资源中将直接或间接获得的论语研究书本加以大致归为九类:注疏译释型、集解集注集释型、直解说解类、评述式、专题式、表解型、全面导读型、生活语境解读型及语法修辞式,企图窥探研究者的方法。必须强调的是,论者收集的资料主要局限在研究《论语》的专书而已,其他研究四书的则尽量排除在外,虽有草率之嫌,但个人精力有限,本地期刊学报不多,唯有集中研究。其中谭承耕的书分为《论语》《孟子》研究两个部分,互不相干,所以也包含在论者的书单里头。另外,曹瑞芬的论文是单篇论文,不得不引用,因为研究《论语》语法的专书实在太少,不引用就显得这方面的资料过于淡薄。
《论语》研究大致上可以分为上述九钟类型。论者的分类未必精确,甚至具有争议。不过,分类只是为了方便探讨,对与错影响不大。多种研究方法中,注疏译释型研究最多,其次是专题性研究,表解型研究最少。
至于未来的研究,论者觉得应该把《论语》放在21世纪这个大时代的平台上来探究。人类文明刚刚走入了21世纪――第三个千禧年的开始。根据《圣经》中的启示录,第三个千禧年是最后一个千禧年。而每次千年交接之际,总会有许多灾祸困乱,每一个千年的开始,“她对于每个文明、宗教、哲学、经济而言,都是一次莫大的激励,人们也将更加醒觉。”[43]如果说20世纪“大体上说是对抗、战争、科技的世纪,是强食弱、富掠贫、大凌小的世纪,其性质是以民族的、种族的、军事的、经济的对抗为主导”,那么,21世纪将会是“和平、发展、信息的世纪,是强与弱、富与贫、大与小冲突融和。其性质是以民族的宗教的、信息的、生态的、经济的、政治的融突为主导。归根结蒂是以文化为主导。因此,21世纪是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和的世纪,即文化融突的和合世纪,亦可谓文明融突的和和世界。”[44]张立文的观点带着浓厚的期待,论者也赞同他对二十一世纪的看法,因为在二十世纪,人类的丑陋已经毕露,造成的人祸以及引发的天灾不胜枚举,人类在新的世纪应该懂得反省,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往好的方向发展,为人类带来新希望,为人类建立新世界,在人间创造弥勒净土,人间佛国。
《论语》是一部交谈性的经典,强调人内在德行的培养与实践,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尽物知天,只有这样,人才能与天地在宇宙中鼎立成三才的平衡局面。人的能力有限,唯德性无限。所以,《论语》呈现的世界人间意味浓,道德实践就在生活中。道德实践从家庭伦理的“孝悌”开始,进而推展到社会上的“忠信”或“忠恕”之道,再扩大到人与自然的生存之道。《论语》可以从这几方面参赞21世纪的文明,甚至治疗20世纪留下的文明顽疾。因此,未来的研究要探析诺贝尔得奖者的结论,通过具体的语境,实践《论语》中的道,亦即如何在“太和”的原则下重建人与人,国与国的多元而和谐的关系。

《论语》问世以来,历经沧桑,流传到二千多年后的今天,自有它的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如何才能拂去它的灰尘,让其中的仁道、孝道、大道、政道、君子之道等辉耀亘古,照明前路,乃吾等有心人士的旷世大任。
(初稿:2005年9月11日)
(修订:2005年11月11日)



参考资料:
甲: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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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张卫中:《论语直解》,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
34 赵纪彬:《论语新探》,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
35 朱熹:《论语集注》(上下),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

乙、篇目


1 曹瑞芬,<《论语》疑问句中疑问语气的表达手段>,刊于语文研究编辑部编:
《语文研究》(季刊)第85期(中国山西:山西省科学研究院,2002),页
34~37。

丙、学位论文

1 唐建立:《<论语>名词语法研究》,汉语言文字学硕士论文,(未出版)西南:西南师范大学,2003。

2 钟发远:《<论语>动词研究》,汉语言文字学硕士论文,(未出版)西南:西南师范大学,2003。
[1]谭承耕:《《论语》《孟子》研究》(中国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页7。
[2] 陈哲夫:<序>,刊于王世明著《论语之学而•为政》(中国: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页1。
[3] 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编著:《古代汉语》(下)(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页711。

[4] 李泽厚:《论语今读》(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页15。
[5] 杨先生:<无限魅力话《论语》------近年《论语》研究版本扫描>(城市辖区研究网http://ycw.vip.sina.com
[6]韦利英译,杨伯俊今译:《论语》(中国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页29。
[7]杨伯俊:《论语译注》(中国北京:中华书局,1958),页13。
[8] 如上,页5。
[9] 如上,页11。
[10] 如上,页10。
[11] 如上,页2。
[12] 如上,页8。
[13] 杨牧之:<前言>,刊于《论语》(中国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页29。
[14] 蔡尚思:《论语》(中国成都:巴蜀书社,1996),页24。
[15] 徐志祥(编著):《论语名句赏析》(中国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页177。

[16]汤化:《论语漫谈》(台湾台北: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页93。
[17] 如上,页94。
[18] 音义,也是古书注解的一种类型,是兼释字音和字义的一种注解。虽然如此,一般的音义往往以注音为主,以释义为辅。陆德明的《周易音义》、《尚书音义》、《毛诗音义》就属于这种情况。详见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编著,《古代汉语》(下)(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页714。
[19] 到了一一九零年,朱熹将《论语集注》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孟子集注》合起来成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被后来者广泛使用的“四书”一词乃肇始于焉。《四书集注》在明清两代定为科举考试的命题与答题标准,成为应考学子必读的官方教科书,地位崇高稳固。
[20] 转引自汤化:《论语漫谈》 (台湾台北: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页99~100。
[21] 如注5,页101。
[22]如注 1,页8。
[23] 这38家是:刘歆《论语注》、包咸《论语章句》、郑玄《论语注》、王朗《论语说》、王弼《论语释疑》等。见程树德:《论语集释》(上册) (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页2。
[24] 转引自汤化:《论语漫谈》,页114。
[25] 钱地:《论语汉宋集解》(台北:钱地之,1978),页3。
[26] 同上。
[27] 路野:<一个人的宣战------访《发现老子》、《发现论语》作者杨润根>,收入于杨润根著《发现论语》(中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页508~509。
[28] 王蒙:<序>,收入于杨润根著《发现论语》(中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页2。
[29] 其译解如下:孔子说:"人们在学习的时候,同时也就是在与自己所学习的对象相习为伴、密切交往,这种与自已所学习的对象的相习为伴、密切交往的活动岂不是令人欣悦欢喜的吗?因为人们在每一次的学习活动中都可以使自已获得一些崭新的知识,因此这种学习活动仿佛就是在不断地结识一些自己以前从未结识过的来自远方的朋友,这种不断结识一些自己以前从末结识过的来自远方的朋友的活动,岂不是令人幸福,快乐的吗?纵使那些从未体验到学习的快乐的人们,并不能理解并
欣赏我们从自己的学习活动中所获得的那些多么丰富而又多么珍贵美好的快乐,我们从自己的学习中所获得的那些多么丰富而又多么珍贵美好的快乐也不会因此而遭受到任何的损失,因而我们也丝毫没有必要因此而感到怏怏不快、闷闷不乐以至于放弃自己的学习,而始终如一地坚持学习、坚持对知识的追求,并从学习中获得快乐,从知识的追求中获得幸福,这正是生活在整个人类之中的那些堂堂正正的君子们所具备的特有的品质。"见杨润根《发现论语》(中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页1。
[30] 钱穆:《论语新解》(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三版,1990),页2。
[31] 如上,页3。
[32] 如注2,页12。
[33] 后三本书转引自杨先生《无限魅力话<论语>――近年<论语>研究版本扫描》,详见网页:http://ycw.vip.sina.com/readworld36.htm.
[34]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编委会:<唤醒华夏民族的自信,重建中国文化的声威>,刊于南怀瑾《论语别裁》(台北: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
[35] 刘义生:《论语表解》(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4),页1。
[36] 王世明:《孔子伦理思想发微———现代生活语境中的<论语>解读》(中国济南:齐鲁书社,2004),页384~408。
[37] 如注35,页27。
[38] 这十五个问题是:《论语》的重要性与杂乱性问题、《论语》命名的意义问题、《论语》的记录问题、《论语》成书与书名出现的时间问题、《论语》传本的考辨问题、《论语》的字数与代表性问题、《论语》的资料有待补充搜集问题、《论语》注释与研究的数量问题、《论语》在教育史及考试史的地位问题、《论语》的字句理解所以会有分期、《论语》的中心思想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论语》的精华与糟粕应当分开问题、《论语》的影响与价值未必一致问题、《论语》孔学与诸子学的评价的问题、孔学的演变的历史与研究的科学方法问题。见蔡尚思:《论语》(中国成都:巴蜀书社,1996),页1~4。
[39] 如上,页77。
[40] 这十个标题是:一、孔子、儒学与我;二、经典乃是一个生活世界;三、 ‘仁’是生命的源头活水;四、孝悌乃是伦常日用的生息之所;五、教育是生命的点燃与照亮;六、生机洋溢的师生对活;七、孔子的进退出处之道;、八、论正直――公义和私义之分际;九、入世与遁世的抉择――谈孔子与隐士的对答;十、中国历史上的太阳――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见林安培编著:《论语――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学》(台北:文海学术思想研究,1995),目录页。
[41] 如注18,页118。
[42] 详见曹瑞芬,<《论语》疑问句中疑问语气的表达手段>,刊于语文研究编辑部编:《语文研究》(季刊)第85期(中国山西:山西省科学研究院,2002),页34~37。
[43] 张立文:<儒学与21世纪的世界文明>,刊于《儒学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选集》(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3),页95。
[44] 如上,页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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